“明天上午九点，你要同周总理去机场接机，准备好了吗？”1972年2月20日晚，北京外交人员招待所里，同事小声提醒章含之。灯光昏黄同门证券，她合上手里的速记卡片，只答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这一声很轻，却透出笃定。
她的镇定并非与生俱来。1935年7月14日，上海法租界的产房里，一个女婴啼哭出世。母亲谈雪卿貌美却命途多舛，父亲陈度早有家室。纠葛难解，最终是章士钊站出来自认义父，为新生女孩取名“含之”——寄望她含英咀华，避开尘嚣。
在章府，她读《昭明文选》、背莎士比亚，琴棋书画样样沾边。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，章士钊携家北上，十四岁的章含之第一次看见厚重的城墙与灰瓦檐角，对这座新首都心生敬畏。
1953年，仍保留保送制度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给了她一张录取通知书。当时同学们说：“外院女生分两类，一类漂亮，一类更漂亮。”章含之无暇顾及这些，她埋头在语音室里纠正爆破音；冬夜没有取暖炉，她戴着手套记单词——背诵时蒸出的白气结在睫毛上。
圣诞舞会上，她遇到燕京大学的洪君彦。两人谈王尔德，也谈鲁迅。人群散去，礼堂里只剩留声机沙沙作响。四年后，他们在中山公园的丁香树下拍了婚照。照片里她笑得明朗，似乎预示着顺遂。
好景并不长。1966年春天，洪君彦卷入风波，家中来客骤减，电话铃声也沉寂了。章含之辗转奔走，为丈夫递交一摞又一摞情况说明，却难改走向。那段时间，她在北外的课堂上照常授课，课后常把自己反锁在教室，靠朗读英语诗歌排解压抑。
1970年，她收到离婚协议。章士钊已年迈，只以两行字劝慰：“事有不济同门证券，当自励。”落款仍是那枚遒劲的“季桐”印。她默默将公章拓影夹进书页，转身投入工作。
也正是这份投入被注意到。周恩来总理需要一位英语功底扎实、熟悉政务礼仪、应变迅捷的女翻译，文件送到毛主席案头时，姓名栏里只写着“章含之”。主席问：“她现在状态如何？”得到的答复是：沉稳，能扛事。
为保证万无一失，她把白宫近十年的公开讲话全部整理成卡片，标注高频词与俚语。夜深人静，她在镜子前练习口型，嗓音沙哑就喝一口淡盐水继续。有人劝她早些休息，她摆摆手：“我恐怕睡下去，脑子还在翻译。”
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，东郊机场跑道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。机舱门打开，尼克松一脚踏上舷梯顶端，雪光映在他额角。寒风割脸，她依旧站得笔直，浅色围巾收得齐整。周总理与尼克松握手，她半步跟随，捕捉双方的每一次停顿。
会见开始不足两分钟，对方代表团成员用到了“ice-breaking voyage”这一口语化比喻，中文若直译易显生硬。章含之只略作思考，便转成“破冰之旅”。周总理点头，尼克松也会意一笑，气氛顿时缓和。
后来休息间隙，尼克松与她闲谈，问：“听说您曾是毛主席的英文老师？”她答：“主席是我的师长，我只是做校对的人。”短短一句，既谦逊又守分；翻译本身便是分寸艺术。
几小时谈判结束，尼克松在留言簿写下“Thank you for your splendid assistance”。章含之收起钢笔，神色如常。旁人夸她，她只说：“职责所在。”
外界只看到光鲜，却忽略幕后压力。那几天，她睡眠不足四小时，靠浓茶提神。为了避免误差，她把谈判框架、敏感词汇、各省简称都抄在袖珍本上放进口袋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会议结束后，外交部长乔冠华主动找她讨论记录稿。两人各执一份文本，对照标点、推敲词义。一个通宵过去，门外灯光渐亮，咖啡杯里只剩渣滓。相似的工作习惯与思路，让两颗心渐渐靠近。年龄差距无法抹平，但在共同的语境里，他们很快达成默契。
之后几年，中美关系翻开新篇，章含之随代表团多次赴美，参与签署航线协定、科技交流备忘录。她的译稿密密麻麻，纸张边缘磨得起毛，仍被年轻翻译当作范本反复研读。
2008年1月，因肺部并发症，她在北京朝阳医院离开人世。病榻旁，女儿洪晃整理母亲遗物，最重的一摞是72年的会议手稿。纸已泛黄，墨迹犹清。洪晃感慨：“翻译不是影子，是桥梁。”
回想那年东郊机场的冷风与舷梯上扬起的国旗边角，章含之静立其间，目光坚定。37岁的她用精准的语言为两个大国搭建沟通路径，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独立而清晰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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